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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书市见证的“读书热”

  今年的北京书市已落下帷幕。作为京城老百姓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如果每年不去趟书市,很多人就会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早先,北京书市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之后移至地坛公园,近年才迁到朝阳公园。这期间,北京书市有摩肩接踵的盛况,也经历过交易冷清的萧条。
  
  劳动人民文化宫与书市
  
  在北京,举办书市是一项传统。
  
  上世纪50年代,庙会上已有书摊可寻,虽然规模不大,却受到不少爱书人的青睐,可称得上是大规模书市的早期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书市是新华书店举办的。1957年11月1日至10日,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10天书市。这届书市,售出了当时新由国外运来的许多书籍,如俄文的《列宁全集》(1卷至36卷)、《马雅可夫斯基文集》、《普希金选集》等,还有当时国内最新出版的书籍,如《震撼世界的诗篇》、《中苏友谊史》等。书市开放期间,作家茅盾、臧克家等20多人同读者见面或参加了售书工作,新华书店还预备了彩色书签,送给在书市买书的读者。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京城,新华书店第二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书市,无论规模还是参加人数,都远远超过了1957年那次。这届书市请来了著名作家叶圣陶、谢冰心、严文井、丁玲等与广大读者见面。
  
  当时,叶圣陶已是85岁高龄,读者们见他精神矍铄,情不自禁地为他热烈鼓掌。作家丁玲此前已有20多年没有和读者见面了,当她出现在书市上,还是有很多读者认出了她,关切地询问:“您身体好吗?”丁玲予以热情回应。诗人臧克家高兴地为书市写了一首诗:“望着一张又一张热情的笑脸,像早晨的太阳刚刚出山,我们有的虽然已经七八十岁,还想再活它二十年,写它二十年……”当时已79岁的儿童文学家谢冰心代表在场作家,为书市题了词:“新华书店举行书市,对于读者尤其对作者是很大的鼓励和鞭策。”(1979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4版,《市新华书店办书市三天售书三十四万册》)
  
  这届书市刚举办3天,便销售图书34.4万余册,销售额达17万多元。那时候,很多读者要求经常举办这类书市,希望出版部门出版更多、更好的图书。此后,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便固定下来,一办多年,成为北京的一个大众文化品牌。
  
  从“买书难”到“读书热”
  
  上世纪80年代初,新华书店积极支持城乡集体书店、个体书摊、农村文化站代销图书,开展多渠道发行的改革。
  
  据本报1984年6月22日1版《本市集体书店个体书摊已有165个》记载,之前,本市图书发行渠道只有新华书店一条:城近郊区由新华书店门市部、机关服务部发行,农村由新华书店依靠供销合作社发行。那时候,图书网点发展缓慢,与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极不适应,造成了“买书难”。
  
  为改变这种状况,新华书店从1982年起发展了30多个集体、个体书摊。1984年,新华书店在东城、西城、海淀等区又增设了批发门市部,解决集体、个体书摊的货源供应问题。在郊区,新华书店也建立了专门的批发机构,并配备专人负责对集体、个体书摊进行业务指导和图书供应工作。截至1984年,北京集体、个体书摊发展到165个,比1982年增加了4倍。
  
  随着发行渠道的增多,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的场次渐渐多了起来,主办方不再是新华书店一家,名目也多种多样,科技书市、儿童书市、古书书市、特价书市……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读书热”。
  
  后来,京城很多地方都开始办书市,不过,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尤其受到读者喜爱。据本报1992年10月16日6版《秋天的书潮》记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书市上,一个挨一个的购书点,被购书人围得水泄不通。手提肩扛的购书者从一家书店挤出,又匆匆拥进另一家。书市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在众多读者中,外地人占了相当比例。河北东光县中学教师李宝重趁学校放农忙假跑到北京,刚下火车,听说有书市,喝碗馄饨就赶来了,没用两小时,三百多元钱就换成一大提包书画类图书。他一面叹息着两个月工资的消失,一面又瞪着齐白石画册出了神……逛这届书市的人平均每天在两万以上,最多的一天,每分钟有200多人进入书市。
  
  1995年劳动人民文化宫秋季书市更加火爆,短短10余天销售出几千万元图书,很多濒临倒闭的书店和出版社“起死回生”。(1996年4月10日《北京日报》7版,《愿京城书市越办越火》)
  
  撤出太庙移至地坛公园
  
  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连续举办多年,已经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不论春秋还是寒冬,人山人海的场面总会如约而至。直至2002年,劳动人民文化宫春季书市移至地坛公园。
  
  根据本报记载,书市搬迁的动议来自市政协委员张庆威提出的关于“从太庙里撤出大型书市的建议”提案。劳动人民文化宫即太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场所。太庙总面积19.7万平方米,是除故宫外我国现存最完整、保存最好的明代建筑群之一,1988年1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张庆威保护太庙的提案被采纳,市新闻出版局决定今后不再审批任何在太庙内举办的出版物展销活动,终止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太庙书市,还太庙一个清静。(2002年7月23日《北京日报》1版,《保护文物古迹书市撤出太庙》)
  
  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撤走后,搬到了地坛公园。组委会解释,选择地坛公园主要是因为周围公交线路密集,又在地铁线附近,能为广大读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此提供方便。移师地坛后的书市于2002年4月30日至5月12日举办,其规模不但没有缩小,反而略有扩大——共有500余家参展单位、千余个展位,几乎囊括了所有在京的综合性出版社。(2002年4月24日《北京日报》5版,《春季书市移至地坛公园》)
  
  遭遇数字阅读、网络购书冲击
  
  最初,地坛书市的人气和购买力不减,一度还办成了春夏秋冬四季书市。然而,到第八个年头,地坛书市开始遇冷。
  
  根据本报报道,历时11天的2009年北京地坛冬季书市共接待读者近30万人次,相比上一年冬季书市50万人次的客流量减少了近一半。这届书市的书价也是历年最低的,像北京青少年书店联合各大出版社设立的百家出版社库存图书大卖场,打出了“一折”的全年最低价。而以往都维持在八折的新华书店也放下架子,首日即打出“五折”的醒目招牌,临近闭幕时,部分图书更以“一至二折”的超低价格销售。即便如此,大多数书摊的销售额仍不理想。(2009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8版,《今年书市有些冷》)
  
  火了多年的书市遇到拐点,其原因与数字阅读、网络购书业务的兴起有关。一位“90后”大学生坦言:“学校里有图书馆,平日大多上网看电子书,网上购书还可以送书上门,特别方便,去书市大冷天的拎一大堆书也太麻烦了。”
  
  当然,书市冷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含金量不够。当时,部分国有出版社面临改制等情况,需要大量清理库存图书。单纯将库存的积压产品用打折的方法甩卖,缺乏深入的图书市场调查与研究,包括对读者群特别是年轻读者兴趣、口味的了解,书市自然火不起来。
  
  此外,书市上出现的盗版图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大众文化品牌的信誉,降低了部分读者对书市的兴趣。
  
  到2011年,地坛书市已进入“严冬”,只是在苦苦支撑。这一年书市,打折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箱子里的书10元3本,地上的书5元1本,架子上的书10元1本……”但不争的事实是:客流量在减少,图书摊位在减少,商家利润也在减少。当时,办一次书市的利润为二三十万元,只有书市黄金时期的十分之一左右。(2011年11月30日《北京日报》8版,《地坛书市遭遇“严冬”苦支撑》)
  
  乔迁朝阳公园
  
  2012年,一些忠实的书迷发现,一年一度在地坛公园举办的秋季书市和冬季书市都不见了踪影。到了2013年春季,媒体上也一直没有地坛书市举办的消息。之后,本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证实:地坛春季书市2013年确实不举办了。(2013年5月2日《北京日报》6版,《地坛春季书市今年取消了》)
  
  地坛书市停办的消息引发社会热议,众多爱书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书市的怀念。那些日子,地坛公园管理处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很多读者询问书市停办的事。
  
  北京书市将在运营成本和盗版书冲击下退出舞台?这个说法很快被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否认。有关负责人表示,北京书市举办多年,吸引了很多忠实读者,已成为本市文化惠民工程的一个品牌活动,对繁荣首都出版市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北京书市还要继续办,并要整合多种优质资源,注入更多更新的元素,让市民享受更好的淘书乐趣。(2013年5月14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书市明年春天将回归》)
  
  2014年起,地坛书市升级为“北京书市”,乔迁至朝阳公园开张。近几年,书市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以线上线下同步售书的方式,让不同年龄层次的爱书人找到了淘书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