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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覆灭之后 3D打印何去何从

  为了庆祝SpaceX的火箭“重型猎鹰”首飞,美国3D打印初创公司借助3D打印技术推出一款以“重型猎鹰”火箭为灵感的吊灯,让3D技术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3D打印曾被视为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但这么多年过去,曾被赋予高期待的3D打印似乎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科技热词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3D打印初创企业的倒掉。

  “大家还没进入充分竞争状态,就多因为模式问题消亡了,相当惨烈。”据3D打印从业者施侃乐回忆,3D打印公司在2016年和2017年消失了很多,现在活跃的大多是2015年发展起来的,不及当初的五分之一。

  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景象。那些依然在这一领域探索的创业者们多表示,3D行业发展良好,每年的增速都很快,已从浮躁回归到理性状态。

  或许,不是3D打印行业不行,而是有太多没想清楚就赶风口的创业者们。

  泡沫破裂

  清华出身的施侃乐在2014年创立了海芯科技,开始带领一支清华创业团队,着手研发能契合3D打印设备的软件。这套图形化的操作系统与Windows系统的功能类似。

  同许多创业者一样,施侃乐认为3D定制服务会成为新的风口。于是在研发软件之外,他搭建了一个名为“3D打印工厂”的平台,希望这个让大众可以随心所欲打印手办的平台能够实现盈利。

  施侃乐一口气购置了五六百台设备。满负荷工作的设备折损非常快,如果企业缺乏维护,三个月的部件折损率将可能达到30%-40%。

  但更多的损失存在于研发层面。为了配套3D打印服务,研发团队花了大半年时间开发应用软件。一个团队3个人,要花将近2个月时间才能开发出一款软件。

  从2014年到2015年中旬,起初用户怀有猎奇心态,需求强劲,后期订单量却降了下来。然而核心问题在于,这项业务本质上无法形成高附加值,难以形成壁垒。这使得他们最终决定关停业务,从C端定制化服务转向B端。

  在打印工厂项目暂停后,他们只得寻找其他的设备配套这些软件。虽然后来施侃乐为开发的软件找到了应用场景,做到了及时止损,但他依然认为面向C端的定制化服务从理论上是失败的。

  施侃乐开始认清一个事实:3D打印定制相当于来图加工,本质和机械加工厂类似。虽然3D打印在技术上会有一些突破,但利用3D打印生产的人力壁垒比较低,最后还是会变成密集型设备。定制服务的生产制造和运输成本都很高,进而影响了利润率。如果追求高利润就失去了价格优势,如果压低利润只会更加不赚钱。

  “一开始利润可能有100%到200%,但是一年以后,利润就下降到20%-30%,甚至5%以下。”施侃乐表示。

  不稳定的设备,较低的打印质量和利润率,难以产生良性服务。这是施侃乐眼中创业公司投了不少钱却走向失败的原因。“大家付出失败的代价才能看清事情的本质。或许用户都希望能实现定制化生产,但显然这个时代还没有到来。”

  用“浮躁”来形容2015年的3D打印市场再合适不过,创业者和投资人的涌入加速了3D打印泡沫的产生,而泡沫背后显现出更多的隐形问题。

  施侃乐认为,虽然2015年称得上是3D打印的爆发之年,但在无法保证设备稳定性的基础上过分追求大幅度降低成本,使得3D打印市场进入到一个混乱的时期。

  不少投资人、创业者兴致昂扬地投身这片蓝海,却有太多“不会游泳”的人。当蓝海变成热海,淹死者众多,仓皇逃离者众多。

  不是所有人都像施侃乐那么幸运。有创业者在创客空间开设了3D打印体验馆,但想打印手办的人寥寥,设备也卖不出去,工资发不出,支撑了两年最终宣布解散。

  曾经的虚火

  2013年,大量的3D打印专利保护到期,以美国Stratasys公司为首的老牌3D打印制造商释放了一大批专利,降低了许多企业进入3D打印领域的门槛。这带来了硬件市场的繁荣,更让3D打印的风潮从海外刮向了中国。

  同年,国内开始加大对3D打印的扶持力度,资本市场也对3D打印的前景十分看好,推动了中国第一波3D打印创业潮,像老牌3D打印企业北京太尔时代就在2014年初获得数千万人民币A轮融资。

  和老牌企业不同,新入局的创业者们在资金、设备、技术上都不占优势。由于桌面级机器成本较低、操作更简便,很多人选择从桌面级切入消费市场。他们认为新的生产方式会带来新的需求,定制化服务也一定会随着3D打印的火爆迎来新风口。

  3D打印设备一般分为桌面级和工业级设备。桌面机的价格一般在1万-2万左右,可以实现像手办、玩具和DIY设计等物件的打印;工业机的价格至少几十万起,在精度、质量、稳定上都远超桌面机。

  从那时起,初创企业开始遍地开花。一些创业者只是购置了若干台桌面级设备,便打算卖3D打印模具、手办和人像了。在这些面向消费市场的创业项目中,扩张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3D打印照相馆和提供3D打印服务的平台。

  3D打印照相馆被视为3D打印向大众普及的先行者,发展的比较好的可以开出几十家连锁店。

  一名曾经的从业者表示,初期很多人都是抱着好奇的心态来看,每天能接7到8个单子。在短暂的猎奇后,商业模式的问题快速显现。

  3D打印人像价格相当昂贵,15厘米的人像将近600元,很难让消费者接受。其次,3D打印人像不如照片实用,消费者并不会为此买单。加上早些年3D打印设备价格高企,开大量连锁店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企业无法回本最终只能宣告破产。

  “大家都太心急了,想着3D打印机可以在不培育市场和用户的前提下直接进入家庭市场。”施侃乐觉得,2015年是一个分水岭,部分急功近利的投机商制造了成批低质量的3D打印设备,破坏了3D打印领域的口碑。而另一部分深耕于硬件和软件的企业通过积累优势,逐渐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另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3D打印之所以“火”,不排除投机商借概念炒一把,将3D打印渲染成“万能打印”,而忽略了其应用领域和范围。这使得部分不成熟的产品在走向消费市场时,让消费者看了大跌眼镜,更进一步诱发了社会舆论本能的逆反。

  消费者的失望情绪加上低迷需求逐层累积,令资本方也逐渐看清3D打印的局限性,继而导致大量创业者的融资无法及时跟进,带来沉重的打击。

  掘金细分市场

  与毫无准备就赶风而上的创业者不同,那些能在3D打印市场闯出一条路的创业者不仅敢吃螃蟹,还具备3D打印相关技术背景,在入局之前就已经做了详细的准备与调研。

  时印科技是从浙大校园里走出来的食品3D打印公司,于2015年4月成立,创始人包括李景元、联合创始人高帅和博士生导师贺永。

  创立公司前,时印科技的几位创始人在对食品厂商的走访时他们发现,这些公司所拥有的模具十分有限,但出于成本考量,模具厂不愿为小批量定制专门开模。这对于3D打印来说是一个机会。

  3D打印模具比传统开模方式高效,可以将建模时间从1-2个星期压缩为半个小时,建模的成本也能大幅下降。时印的食品3D打印业务刚好可以满足食品厂商对定制化模具的需求。

  在发现食品3D打印市场近乎空白后,他们以浙大校徽“求是鹰”为模子打印了第一款产品——求是鹰饼干,在毕业季推出后获得了校内一致好评。他们还趁热打铁在推出了中秋定制款月饼,但节后订单量急剧减少,让团队意识到,必须要从单纯做服务转向做设备才能走的更远。

  创业早期,高帅和李景元把时印科技办公室搬进了浙大科技园孵化器。时印科技获得了浙大给予的1。5万元启动资金,还免去了租金,但这远远不够。几个创始人各自凑了几十万,很快就花光了。

  “那个时候整个市场都没有起色,资金压力很大,我们连信用卡都刷爆了。”高帅回忆道。后来赶上创业氛围转好,拿到了湖州市政府给予的30万无偿资助和150万天使基金才得以维继。2016年,他们还获得了杭州市政府给予的7万元大学生创业奖金。

  有了“保命钱”后,时印科技重点用于技术升级和扩张人手上。

  2016年年底,这家公司推出了第二代食品3D打印机,不仅将操作从PC端转到了手机端,更丰富了打印材料,从原来只能打印巧克力扩展到饼干、糕点、土豆泥、果酱和鹅肝等等。

  待去年10月推出第三代设备后,他们开始尝试在餐厅、电影院和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布置了一些3D打印机,可让消费者自助打印纪念品和电影周边产品。

  据高帅介绍,前两代设备2017年的销量比2016年翻了三倍。其中一半的设备卖给了大型餐饮店,一半则是进入到了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

  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的报告显示,教育市场是3D打印的主导领域,占据了66。6%的市场份额,艺术和文创则是另一个重要领域,占比为8。9%,其次模具占比2。7%。

  教育市场的拓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校对3D打印知识的普及。不少学校建立了创客实验室,并逐渐开设3D打印、航模、无人机、机器人编程等课程,希望借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2017年9月,教育部印发文件鼓励学校购买配备3D打印机,让学生学习3D打印机的原理和操作。

  施侃乐也很早就看到了3D打印在教育领域的潜力,想提供一款软硬件平台系统用于教学,这套体系包括3D打印教学课程、3D打印模型库和应用软件。